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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医院自杀,医院是否要承担责任?

时间:2017-09-10 14:01  作者:admin

医疗机构对就医的患者在医院的自杀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周XX等5人诉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编写人 广州中院 官健 印强 【问题提示】患者在医院跳楼自杀,医院是否应承担责任?【要点提示】患者在医院就诊过程中跳楼自杀身亡,医院的诊治行为并无过错,且已经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无需承担责任。【案例索引】一审: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0)天法民一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2011年1月26日)二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706号民事判决(2011年9月20日) 【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某医院。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XX等5人。经审理查明:患者张X于2009年10月29日因交通事故撞伤头部,当时出现昏迷,持续约半分钟。醒后不言语,未诉有无头痛、头晕,无呕吐、肢体活动障碍,由路人呼叫救护车送到某医院,以“无名氏”身份住院。既往史、个人史、婚育史、家庭史等因患者不肯对答无法得知。入院时初步诊断:脑震荡、全身多处软组织挫擦伤、精神障碍。患者入院后诊疗计划:1、按外科常规护理,I级护理,禁食;2、心电监护Q2h;3、脑科观察;4、测SpO2  Q2h;5、持续低流量吸氧。经过上述处理,患者病情稳定。10月30日6时、7时两次检查,患者安静卧床休息。7时30分患者突然自行从6楼ICU7号病床旁窗户跳下,值班护士即报告值班医生、科主任、医院总值班及报警,某医院即组织医务人员到现场抢救,患者经抢救无效于10月30日8时30分宣告死亡。死亡诊断:1、颅脑损伤;2、胸部损伤;3、四肢多处骨折。本案受理后,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依法委托广州市医学会对某医院对患者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广州市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分析意见为:(1)患者于2009年10月29日晚因交通事故受伤,由交警代诉“头部撞伤、短暂昏迷并头皮肿胀30分钟”被送到某医院急诊入院诊治。经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初步诊断为:脑震荡;全身多处软组织挫擦伤;精神障碍。入院后收住ICU观察治疗,给予I级处理、心电监护等处理。鉴定专家组认为,医方对患者的诊断明确,处置符合临床诊疗规范。(2)鉴定专家组成员在详细了解医方对患者的诊疗护理过程后一致认为,患者在入院后至坠楼前并无自杀行为的征兆,也并非处于精神疾病中的危险状态。医方采取的护理措施符合卫生部关于印发《综合医院分级护理指导原则(试行)》的通知(卫医政发[2009]49号)中对I级护理的要求。据护理记录,2009年10月30日7时,护士测量患者的生命体征是稳定的。7时30分患者突然自行从病床旁的窗户跳下,属于精神障碍导致的意外事件。患者的坠楼死亡与医方的医疗护理措施无因果关系。综上所述,未发现某医院的医疗行为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无医疗过失行为;患者的坠楼死亡属于精神障碍导致的意外事件,与某医院的医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周XX等5人为患者张X的近亲属,周XX等5原告认为某医院没有提供良好的安全防护设施及医生、护士监护不力,带来惨重后果,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害。请求判令某医院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629781元。【审判】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认为: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根据某医院的申请,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委托广州市医学会进行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广州市医学会的鉴定结论为:本病例不构成医疗事故。患方对此未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故确认广州市医学会作出的鉴定结论。然本案中,死者张X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某医院收住重症监护室观察治疗,死者张X未有亲属陪伴在旁,且在治疗过程中,死者存在精神障碍。医院的注意义务包括一定的道德因素,也就是“医者父母心”的标准。医院没有及时发现和阻止张X情绪波动,没有及时发现和阻止张X跳楼的行为,其管理有一定的缺失。但张X选择自杀应是内外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内因起到主要作用;从规范医疗行为和抚慰死者家属的角度考虑,酌情确认某医院应向患方赔偿10万元。据此,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如下:一、某医院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患方赔偿10万元;二、驳回患方的其它诉讼请求。判决后,某医院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审理中,某医院称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同意一次性补偿患方1万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患者张X在某医院住院期间跳楼死亡,判断医方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应看医方对此是否存在过错,即医方是否尽到了谨慎的注意义务。对于住院的患者,医方除了应尽诊疗护理义务外,还附随有一定合理限度范围内的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患者张X当时因交通事故以“无名氏”身份入院,其伤情并不严重,但由于患者不言不语,医方考虑存在精神障碍,给予Ⅰ级护理,并将患者置于ICU中观察。本案经委托广州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鉴定专家认为,医方的护理符合Ⅰ级护理的要求,医方无医疗过失行为;患者在入院后至跳楼前并无自杀行为的征兆,也非处于精神疾病中的危险状态,患者坠楼死亡属于意外事件,与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结合查明事实,医方将患者置于ICU病房,并给予Ⅰ级护理,ICU有专门护士负责,医方已尽到了谨慎的注意义务。在患者于早上7时30分突然从窗户跳楼的情况下,护士无法预见无法避免结果的发生。若要求ICU病房的窗户安装防护装置,既没有依据,也不合理。因此,本案医方没有过错,患方要求某医院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某医院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基于某医院同意从人道主义出发一次性补偿患方1万元,予以照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判;二、某医院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补偿1万元给周XX等5人。【评析】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医院对患者的跳楼自杀行为是否应承担责任?判断标准有二:一、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是否恰当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医疗机构应保证其诊疗行为符合相关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规定和诊疗护理规范,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有过错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经医学会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未发现涉案医院的医疗行为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无医疗过失行为;患者的坠楼死亡属于精神障碍导致的意外事件,与某医院的医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患者死亡的事实,并不构成医疗事故,医院无需就诊疗行为承担责任。二、医疗机构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一般认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是指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致人损害时,所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是指在特定情况下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所负有以积极行为的方式尽力保障具有一定关系的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患者入院治疗,医疗机构除了认真对其积极诊疗护理外,基于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存有一种特殊的管理服务关系,医疗机构负有保障其人身及财产安全的义务。如果患者不是因为诊疗原因,而是由于医疗机构疏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遭受人身或财产方面的损失,医疗机构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了医疗机构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依据。安全保障义务是一种注意义务,如果尽到了合理的注意,是不需要承担责任。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立法并没有对安全保障义务明确确定的注意的内容和标准,而任何权利及义务在法律层面上都有合理的界线,医疗机构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也应该有合理的限度范围。因此,判断是否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还需要借助其他法律、法规是否有法定注意义务方面的规定,以及理性人的判断标准来综合认定。三、医疗机构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标准1.损害行为的性质。若损害行为直接来源于医疗机构,则对医疗机构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标准就应从宽把握。反之,如果损害行为来源于医疗机构之外的第三人或者是受害人本人,则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标准应从严把握,确保该义务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因为任何人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总是强于对他人行为的控制能力和预防能力。导致本案产生的危险是来源于患者内心的自杀动机,而非医院,所以在认定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应当从严掌握。如果是对于一般的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杀完全是其自身行为,医院不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2.受害人自我保护的可能性。根据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类是精神正常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一类是有精神障碍,但还未达到精神疾病的人;一类是有精神疾病的人。一般来说,医疗机构的责任在于提供科学完善的医疗服务,医疗机构对患者采取的护理措施,其目的是对患者进行生命体征观测,而不是对患者进行看管,限制患者活动自由,对患者的人身安全负有一定的监护义务。患者在医疗机构跳楼自杀造成了自身损害,如果患者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自我保护可能性较高,医院的安全保障义务较低。反之,对于那些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其自我保护可能性较低,安全保障义务要求就较高。因为这些患者大都没有辨认和控制的能力,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对损害结果也不可归咎于他自己。医疗机构作为专业机构,对这些精神病人应该有专业的监督、看护责任。法律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这是法定的注意义务。本案中的医院并非专业的精神病诊治机构,其收治患者也不是因为患者的精神疾病,而是交通事故后所受的外伤,在患者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符合精神疾病的特征,而医院又不是专业的精神病医院情况下,医院是很难遇见到患者有自杀倾向。况且,医院针对患者精神障碍的情况,已经将其放在ICU病房作出特别护理,应该认定其已尽到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但如果本案中的患者为精神病人,医院又是专业的精神病诊治医院,或者医院通过患者家属的陈述等知晓患者的精神状况,医院对患者的管理措施就应特殊对待,其在危险预防方面的义务要比一般正常人严格。3.预防与控制危险的成本。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避免和减轻危险的发生成本应该是比较合理。在判断医疗机构合理范围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考虑医疗机构预防与控制风险或损害的相应成本。从可能性上讲,医院里所有的病人都有自杀或自伤的可能性,而且自杀或自伤的方法多种多样,若要完全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这与医疗机构自身的收益以及医院的监护能力相比是相差极为悬殊的。具体到本案而言,作为一家非专业的精神病医院,如果在本案中因为ICU病房没有装防护网,而判令医院承担责任,据此要求每家医院都要在ICU病房中装防盗网,成本太大,也不合乎实际。综上,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患者为精神病人,医院已经就其发现患者的精神障碍做了必要的医疗防护,特意将其安排在ICU病房。但是本案的收治理由是外伤救护,不是精神病救护,患者对精神疾病也没有主诉,医院很难预见病人有自杀倾向。患者自杀的地点是ICU病房,要求医院在ICU病房加装密封的防护网也是过于苛求,因此,在本案中应该认定医院在诊治行为中并无过错,同时已经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无需承担责任。但基于医院表示愿意补偿1万元,二审法院予以准许。(一审合议庭成员:吴光辉、谢淑音、邱丽均;二审合议庭成员:许群、官健、苏韵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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